文山的哲学观与人生观

 文山的哲学观与人生观

 

戢斗勇

 

爱国主义属于人生观的范畴。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①爱国主义人生观就是在处理祖国与个人的关系时，把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于祖国的利益，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对人生的意义、价值、目的、态度的根本看法。人生观与世界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世界观决定人生观、指导人生观；人生观从属于世界观，同时制约和影响着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爱国主义人生观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生观也有联系和区别，前者是后者的组成部分，是“对自己的祖国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在人生观上的反映。因此，爱国主义人生观是在正确的世界观指导下产生的对祖国与个人关系的正确的理性认识和人生哲学，从而使热爱祖国的情感和行为变成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文山正是在他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以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的正确世界观为指导，提出“气”的人的本质论回答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的根源问题；提出“不息”的人生目的论回答了强国富民的志向与方式问题，提出“忠”的人生价值论，回答了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奉献问题。这一对祖国和个人关系的系统而正确的认识，是正确的世界观指导的结果，充分表明文天祥的哲学观与人生观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气”的本体论与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问题是人生观的最根本问题，不同的世界观对于人的本质进而对人生观其他问题的回答起着重要的制导作用。如果将人的本质与物质、社会相统一，这种人生观一定是顺应整个人类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的，如果将人的本质与客观的或主观的精神相关联，那么这种人生观不是导向消极顺命、悲观厌世，就是走向我行我素、自私自利。文天祥在回答人的本质这一人生观的根本问题时，坚持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气”本论，它从世界的本原、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与祖国的关系问题上所应崇扬的特殊本质等三个层次，不断深化了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从而在“气”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坚实基石上，建立起爱国主义人生观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大厦。

首先，文天祥认为，“元气”是宇宙的本原。他的《对策》和《进讲敬天图》等充分反映了他的气一元论宇宙观。他说：“天一积气耳”，②“天之所极，实不可知”， ③“溯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舆，块圠无垠。浑浑元气，变化无端”，④肯定“天”的“本原”是空间上茫茫无垠、时间上浑浑无端的“元气”。他从气本论出发描述了宇宙的发生、演变以及万物的形成过程，说：“未有无极太极，则太虚无形，冲漠无朕。太极分而阴阳，阴阳散而五行” ⑤“太极初开，即有星纪”,⑥“凡日月星辰、风雨霜露，皆气之流行而发见者”⑦。这就是从物质的“气”内部产生阴阳矛盾对立，发展为五行之殊，再演化成万千世界。文天祥的“气”的朴素唯物主义本体论，是对荀况、王充、柳宗元特别是张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文天祥进一步通过“气”的聚散化育的运动来说明人的生命的物质性和人的万物之灵的特殊地位。他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生命躯体是由“气”构成，“人以其血肉之躯，而合乎太虚之生气，夫然后絪缊化育，人之质已成，而健顺五常之理，附而行焉。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⑧“阴阳变化，絪缊磅礴，人得之以生”。⑨他还用《内经》的气化运行的思想来解释人的生理、病理现象，说：“如人四体，气壅底而百病生”,⑩“人有形气之私，不能免于疾”。⑪这就是用“气”的物质形态来说明人的生老病死，从而为生死观的建立奠定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石。文天祥不仅把人的本质还原为“气”的物质形态，而且指出人是物质的精华所构成，是物质发展的产物，具有精神现象和道德属性的特殊本质，从而使人与自然界区别开来。他说，当“自太极分而阴阳，……阴阳散而五行，……自五行又散而为人心之仁义礼智，刚柔善恶。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⑫“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也”，⑬这就在承认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前提下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

最后，文天祥将其人生观关于人的本质观点统一于气的世界观，提出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人的本质论。南宋末年，宋元的矛盾对抗引发了国家的存与亡、个人生命的安与危的激烈冲突和不同抉择，形成了爱国与卖国两种人生观的对立。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把禀气而成、具有精神现象和道德属性的人的本质的分裂用“正气”和“恶气”两种对立的概念加以概括。所谓“恶气”，是文天祥用借喻的方法，把囚禁他的土室所弥漫的水、土、日、火、米、人、秽七种“恶气”，代表卖国主义和侵略主义者人的本质的堕落，人的“气”的本质异化成“恶气”。所谓“正气”，则是爱国主义者的民族气节和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是人的“气”的本质的升华。过去，人们对文天祥的“正气”做过许多探究，在此不复赘述。但有两点值得辩。其一，笔者不同意把“浩然正气”的哲学属性归于主观唯心主义之说。有的学者因文天祥自己道明“正气”由孟子的“浩然之气”而来，且为“天地”之“气”，就断定“正气”一说属主观唯心主义，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如果将“正气”视为人的本质的升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似乎是“主观的”、“精神的”东西，正是由“气”的物质形态发展而来，正如我们现在所言意识是物质的高级形式、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和人脑的功能，是有客观依据的。更为重要的是，“浩然正气”之所以有通贯日星河岳的本体性，是有作为世界本体的 “气”做其客观基础的，而孟子则没有气一元论的本体论前提（甚至于孟子的“浩然之气”是否就是主观唯心主义，都还是个应予讨论的问题）。其二，笔者不同意把“正气”的阶级属性理解为封建道德。有的学者因文天祥把“正气”说成是“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即断定“正气”的内涵是封建道德（由于“正气”具有道德性，这也成为“正气”为主观唯心主义之说的一个证明），这是直观地机械地理解“正气”的道德属性。不必讳言，文天祥作为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他对人的一般本质即人具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道德属性的理解，是以封建道德为出发点的。但“正气”作为在国家存亡、个人生死攸关造成的本质分裂情况下道德升华的产物，它已从对封建道德的抽象认可具体化为爱国主义的民族气节。从他在《正气歌》中所列举的十二个历史人物，以及他在其它文章如肯定刘翠微反对秦桧卖国求荣的行为是“人心义理之正”⑭来看，其“正气”之“正”，也就是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也就是文天祥自己所说的“忠节生气”。⑮我们不能将这种已经升华的爱国主义道德情操与他对封建道德的认可混同起来；同时，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因爱国主义也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因而对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套上封建的烙印从而带有否定倾向。

由“气”的一元论到“正气”的人的本质论，体现了文天祥唯物主义世界观与爱国主义人生观的有机系统。有无“正气”的问题，是处理祖国与个人关系时做人的根本问题。正如文天祥所说“时穷节乃见”。⑯“时穷”，指的是国家存亡与个人生死形成了矛盾冲突，只有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才能挽救国家的危难，维护民族的尊严，“节”是指以祖国、民族的利益为第一义的高风亮节，是与卖国主义相对立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只有在这个关键时刻，才能看出个人是否具有人的本质，是卖国求荣而使自己人的本质堕落，还是舍身取义而使自己人的本质得到升华。有“正气”才是人，没有“正气”就不是人：“这就是文天祥爱国主义人生观的人的本质论做出的结论。

 

不息”的辩证法与人生目的

 

人生的目的是回答人的理想、人要达到的目标的问题。爱国主义的人生目的论，就是将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祖国的繁荣富强看作是自己的奋斗目标。文天祥提出的“不息”的朴素和自发辩证法思想，就是爱国主义的人生目的论。

“不息”的概念出自《周易·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刚健不已；君子法天，故自强不息。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周易大传》为孔子所作，“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历史上曾对很多知识分子起过激励的作用，他们把“自强不息”作为鞭策人生、建设国家的内在力量，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因此，“自强不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文天祥从爱国主义人生观出发，把宇宙、人生和国家作为统一的整体，对“不息”的含义做了极为深刻的阐发，充分表达了强国富民的远大志向。

文天祥认为，宇宙是“不息”之宇宙。他在《对策》里写道：“臣请泝太极动静之根，……上下四方之字，往古来今之宙，其间百千万变之消息盈虚，百千万事之转移阖辟，何非莫道。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隐于浑沦，藏于未琱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自太极分而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亦不息。……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然则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道之在天下，犹水之在地中。地中无往而非水，天下无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道之在天地间者，常久而不息”，“乾之所以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法则、规律，即“道”，道之“不息”，就是天地万物“不息”的根据。文天祥的爱国主义人生目的论，正是建立在这一朴素、自发的辩证法宇宙观基础之上的。

文天祥提出，君子“法天地之不息而已”，⑰高尚的人生是不息的人生。他说，人的本质即“人心之仁义礼智、刚柔善恶”，根于“不息”之道，“道之大原出于天，超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实不离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实不外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人的道德情感只有法天地“不息”之道，才能“君臣父子安其伦”能够达到儒家人生理想的“圣人”境界，也是由于“不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犹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间者，常久而不息。圣人之于道，其可以顷刻息邪”？文天祥甚至提出，天理人欲，实由“息”与“不息”相分，“不息则夫，息则人。不息则理，息则欲。不息则阳明，息则阴浊”。⑱文天祥从“气”和“不息”的宇宙观出发，批判了“动必以天为训”⑲的先验人性论和宿命论，他说：“阴阳大化，絪缊磅礴，人得之以生，其为性不出乎刚柔，而变化气质，则在学力。如叔英之说，某星主刚，某星主柔，得刚者必不能柔，得柔者必不能刚，则是学力全无所施，而一切听于天命，圣贤论性之书，俱可废已。予性或谓稍刚，殆柳子厚所谓奇偏者，凛焉朝夕，惟克制矫揉，惧陷于恶，敢以命为一定不易之归乎”？⑳他在《何晞程名说》中指出：“养其气质，莫重于习。……习于上则上，习于下则下，是一几也”。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发挥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说：“圣贤岂别一等天人为之，苟有六尺之躯，皆道之体，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之弃也”。文天祥这种自强不息的人生观是十分突出的。

文天祥将“不息”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运用于处理和观察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贫富，以“不息”表达强国富民之志，提出了许多独具特色、极有价值的闪光思想。第一，治国是“不息”之用。文天祥以体用论“不息”，提出不息的精神可以达到治国的功效。他说洁“圣人立不息之体，则敛于修身；推不息之用，则散于治人。立不息之体，则本之精神心术之微；推不息之用，则达之礼乐刑政之著”。㉑他还以仁宗皇帝等先祖先帝的事迹，在《对策》中激励皇帝以“不息”治国。第二，以“不息”治国的目的是富民强国，“以救民生”、“以裕国计”、“以强兵力”。文天祥指出：“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习蛊之也，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他尖锐地揭露：“今之民生困矣”，“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吁呼，东南民力竭矣”。他要求皇帝“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安民之道，则民生既和”。针对国力之弱，提出“前日之弱者，可强矣”的思想，呼吁“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节财之道，则财计以充，兵力或于是可强矣”，“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则寇难一清，边备或于是可宽矣”。第三，以“不息”治国就必须改革。文天祥在《对策》中充分肯定和论证了“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他说：“天久而不坠也以运，地久而不陨也以转，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为大易之变通，大易之变通，即所以验中庸之术息。变通者之久，固肇于不息者之久也。……天地之所以变通，固自其术息者为之”。第四，以“不息”治国必须持久和彻底。一方面，“不息”应持之以恒，“非一朝夕之暂矣”。文天祥说，道“其迁且远矣。以臣观之，道犹百里之途也。今日则适六七十之候也。进于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废。游于途者，不可以中途而尽。孜孜砣，而不自己焉”，“既往之不息者易，方来之不息者难。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难”。另一方面，“不息”应时时处处全面彻底地坚持。他说：“昕临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时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隐，试一警省，则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经筵，学士去集，陛下之心，此时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试一循察，则亦能不息否乎？不息于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内。不息于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辍，则不息之纯心间矣”。“不息”，就是文天祥爱国主义政治哲学的概括。 

“但坚圣志持常久，须使生民见泰通”。㉒文天祥这种强国富民的宏图大志与人生奋斗不息的目标的统一，是文天祥爱国主义人生观的中心内容，也是文天祥之所以做出名千古、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事迹的思想基础和内在依据。   

 

“忠”的政治道德观与人生价值

 

人生的价值问题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价值是反映主体！对客体属性的肯定或否定的关系的概念，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即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㉓人的价值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包括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两个方面。以社会为价值的主体，人的价值是指人对满足社会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所做的贡献，这就是人的社会价值，以个人为价值的主体，人的价值是指社会对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在何种程度上给以满足，这就是人的个人价值。无产阶级的人生价值观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㉔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强调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而以社会价值的大小或高低作为衡量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大小或高低的主要依据。爱国主义的人生价值观也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它以个人对祖国的奉献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人生价值观继承和发展了古今中外爱国主义人生价值观的优秀文化传统，而文天祥的“忠”的人生价值观就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人生价值

“忠”是文天祥一生坚守不渝的道德信条。他从小受母亲“忠孝”的家庭教育，并以乡贤为榜样，正如其诗所言：“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㉕“列圣文章千载重，诸孙声气一时同。著庭更有邦人笔，稽首承休学二忠”（“忠”指胡忠简公铨、周文忠公必大）。㉖文天祥在《集英殿赐进士及第恭谢诗》中，更明确地立下了“报国惟有厉清忠”的誓言。他在抗元被虏后，始终是以“忠”为精神支柱。他说：“我为大宋忠臣”，㉗“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㉘“国亡家破见忠臣”，㉙“故宋忠臣墓，真吾五字铭”，㉚“一死皎然无复恨，忠魂多少暗荒丘”。㉛可见，文天祥与岳飞一样，“精忠报国”的思想是非常突出的。更有特点的是，文天祥对“忠”达到理性认识，他把“忠”看作是道德价值的根本所在，是提高道德修养的主要途径。他在《忠孝提纲序》中提出“忠”是出乎自然之“人道”，说：“为臣忠，为子孝，出于夫人之内心，有不待学而知，勉而行者，……行乎忠孝之实，而不必以名知于人此人道之自然也”。“士君子之于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禄而后为忠，亲存而后为孝也。语曰：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义理之责，庸有既乎？君更以是推广其说，使人人知忠孝为切已事，常也由其道，变也不失其节”。他在《徐应明恕斋说》中提出“忠”为正己正人的道德规范，说：“盖惟忠，而后所如之心，无往非正，而凡穷理正心，强于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闻之，《论语》之忠恕，至诚无息，而万物之各得其所也，圣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尽心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学者之事也。”他在《西涧书院释菜讲义》中提出“忠”为道德修养的途径，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中心之谓忠，以实之调信，无安之调诚，三者，一道也。夫所谓德者，忠信而已矣。……德有等级，故曰进。……忠信之心，愈持养则愈充实。故曰，忠信所以进德。”这就从来源、内容和意义等多方面对“忠”的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形成了“忠”的道德价值观的系统的理性认识。

有的学者认为，文天祥的“忠”是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也就是说，它体现的不是一种社会价值，而是以君主为价值主体的个人价值，是臣对君的有用性、臣对君的统治需要的满足，这是不全面的。固然“忠”作为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内容，作为儒家政治道德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孔子那里就主要把“忠”当作维系君臣之间的关系而对臣提出的要求，他在《论语》中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㉜“行之以忠”， ㉝其中包含有并突出了臣对君的“愚忠”。但是，文天祥的“忠”的道德价值观并不是止于对君的忠，而是超越了忠君的范围，进入到忠于祖国的更高境界，升华为一种以祖国为价值主体的社会价值观，使人生价值与祖国的安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分析：

一方面，从文天祥对祖国的感情来说，“忠”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爱国主义者对祖国的无私奉献。文天祥生活的年代，正值元军大肆侵略南宋，国家局势日趋严重，民族危机愈益加深，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元军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的铁蹄，对汉族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蹂躏和屠杀，具有先进的经济文化的汉族地区遭到洗劫。正如文天祥所记：“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㉞“胡人归来血满箭，白马将军若雷电。蛮夷杂种错相于，洛阳殿宫烧焚尽。干戈兵革斗未已，魑魅魍魉徒为尔。恸哭秋原何处村，千村万落生荆杞”，“江头宫殿锁千门，千家今有百家存”。㉟在这种民族危难的情况下，文天祥是为官则上书直谏，反对投降派；被罢官仍关心国家局势，继而响应号召，起兵勤王，直至“田园荒吉水，妻子老幽州”，㊱妻离子散，身陷囹圄，慷慨就义。在他的心里，“悠悠国破与家亡，平生无憾惟此事，㊲被囚仍“难忘父母邦”，㊳“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㊴甚至于逃脱元兵牢笼，爱国之冠，如流浪人乍归故乡，不意重覩天日至此”，㊵爱国之情，跃然纸上。为了祖国的利益，文天祥不惜奉献生命。 他在民族危难之际，毫不犹豫地以“一死报国”，㊶他说：“家人半分合，国事决存亡，一死不足道，百忧何可当”，㊷“每夜瞻南斗，连年坐北风。三生遭际处，一死笑谈中。赢得千年在，丹心射碧空”，㊸“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㊹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是千古传扬的英雄主义诗句。可见，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是非常鲜明的，这也是古今人们所公认的。

另一方面，从文天祥对君主的态度来说，“忠”是有条件的，是服从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的。在中国古代，忠君与爱国并不是绝对的矛盾，当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时候，只要君主真正代表国家民族的利益，忠君和爱国可以达到一致，忠君固然仍是封建道德的核心，但这时却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赋予了积极的意义。这正如毛泽东说过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㊺所以，尽管文天祥的“忠”具有忠君的浓厚的封建道德意识，如他明确地说：“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㊻ 但这种忠君意识与爱国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我们既要看到他的“忠”的价值观的局限性，又要从中肯定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积极进步的意义。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天祥的“忠君”并不是高于对祖国和民族的忠诚，而是服从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文天祥反对把上下级关系看作是恩惠依附关系，他说：“用人者，非私于其人。为人用者，非私于其用。近臣之所为主，皆所以事天也。此意不明，上之人，操其公器大柄以自私，曰：我能以富贵人。下之人，失其灵龟，贸贸于势利之途而不知返。是以上不知以代天理物为职，而无复有以贵下贱之风。下不知以畏天悲人自任，而无复有比之自内之义。天地失位，人极不立，人物悖其性，往往由此者，多矣”。㊼正由于对这种盲目的依附关系的否定，当宋恭帝俯首降元，文天祥却是“君降臣不降”。文天祥兵败被俘，元丞相学罗质问他“弃嗣君别立二主，如何是忠臣”，他义正词严地回答：“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㊽“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充分说明了文天祥的忠君不是愚忠，在他的“忠”的价值观里，摆在首位的是爱社稷、爱国家，当君主违背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时，原有的忠君与爱国的统一便决然分离。弃君而爱国，这种方式正是文天祥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必然选择。

文山先生作为生活于南宋的封建士大夫，他的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还只是朴素的、自发的，他的人生观具有许多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决不意味着可以据此否定他的哲学地位和人生观中爱国主义的精华。文天祥既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的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的哲学观与爱国主义的人生观，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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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國際學術討論文集》

①《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②《进讲敬天图》,《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版，下同。

③《与济和尚西极说》。

④《对策》。

⑤《对策》。

⑥《赞兰山庄之龙魁星》。

⑦《进讲敬天图》。

⑧《王通孙名说》。

⑨《送彭叔英序》。

⑩《贺吴丞相革》。

⑪《金匮歌序》。

⑫《对策》。

⑬《王通孙名说》。

⑭《跋刘翠微“罪言稿”》。

⑮《与胡节推幼黄》。

⑯《正气歌》。

⑰《对策》。

⑱《对策》。

⑲《上丞相书》。

⑳《送彭叔英序》。

㉑《对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㉒《集英殿赐进士及弟恭谢诗》。

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

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㉕《吟啸集·邳州哭母小祥》。

㉖《敬和道山堂庆瞻御书韻》。

㉗《指南录·纪事》。

㉘《吟啸集·哭妻文》。

㉙《吟啸集 告先太师墓文》。

㉚《吟啸集 告先太师墓文》。

㉛《吟啸集·有感》。

㉜《论语·八佾》。

㉝《论语·颜渊》。

㉞《指南录·常州》。

㉟《指南录·胡笳曲》。

㊱《吟啸集·生朝》。

㊲《吟啸集·哭母大祥》。

㊳《指南后录·泰和》。

㊴《指南后录·扬子江》。

㊵《指南后录·真州杂赋》。

㊶《指南录·纪事》 。

㊷《指南后录,怀赵清逸》。

㊸《吟啸集·自叹》。

㊹《指南录·唆都》。

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8页。

㊻《吟啸集·哭妻文》。

㊼《上丞相书》。

㊽《纪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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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肖典
初审：程秋萍
复审：肖丽华 甘丽萍
终审：刘祥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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