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眼中的文天祥

元人眼中的文天祥

 

                             ——兼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韩志远

 

在当今的中国,文天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今年正值其诞辰 77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曾做过文天祥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写点纪念文字,以此对这位中华民族杰出人物表示崇敬。本人选择元人如何评价文天祥为题,主要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南宋最终被元朝所灭亡,而且文天祥被元朝统治者所处死,作为胜利者如何看待敌对方的优秀人物?二是元人,尤其是元朝统治者对文天祥如何评价?这会对我们正确看待历史人物和继承民族遗产有借鉴意义。以下谈点粗浅的看法,请读者教正。

一、元朝官方对文天祥的态度及评价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是常见的现象。一个王朝灭亡了,代之而立的是一个新王朝。新王朝的统治者如何对待前朝的臣民,历朝政策千差万别,可以说,有多少王朝就有多少种政策。历代诸王朝的政策,先姑且不论。我们今天集中探讨的是与元朝相关政策。下面就元朝对亡宋臣民的政策简略作点介绍,这会对我们所研讨的命题有所帮助。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曾颁布一份安抚亡宋臣民的诏书,集中反映了元朝对前朝的政策。现引录于下:

间者,行中书省右丞相伯颜遣使来奏,宋母后、幼主暨大臣百官,已于正月十八日斋玺表绶奉并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觐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微理。应抗拒王师及逃往啸聚者,并赦其罪。百官有司、诸邸第、三学、寺、监、秘省、史馆及禁卫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余物权免征税。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巫,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字,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赡给。

从以上的资料反映,在改朝换代之后,元朝政府对原宋臣民政策十分明确,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礼遇投降的宋朝君臣。二是赦免仍在抵抗的宋军和民间抗元力量。三是要求南宋官员原地待命,保持现有秩序。四是优待前贤的后代,保护寺观庙字和前代名人遗迹。元朝政府的许诺究竟兑现了没有?事实证明元朝政府是遵守诺言的,并做得很不错。元朝不仅延用大批南宋旧官,而且对宋朝的忠臣、烈士也同样予以祭祀和褒奖。传世的元朝的法令文书会编《元典章》中,载有多件元朝祭祀名山大川和忠烈之士的诏旨，现选录元世祖、元武宗两件如下:

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钦奉诏条内一款,五岳四渎，遣使诣祠致祭;其名山大川、圣帝明王、烈士载在祀典者,所在长吏,除常祀外,择日致祭,庙字损坏,官为修理。钦此

至大四年(1311)正月初五日,钦奉祀南郊,诏书内一款，岳镇海渎,已议加封遣使致祭;其路府州县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在祀典者,各具事迹申闻,次第加封。除常祀外,主者施行,严加致祭,庙宇损坏,官为修葺。

从以上诏令来看,元朝政府对前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的祭祀很重视,尤其对原南宋封授的忠臣烈士及其祠庙,并未有拆毁的举动。相反，元朝政府是“盖忠臣烈士,每诏条有致祭之文”。通过“褒忠义在天之灵,激死生为臣之劝”,元朝不仅稳定了对南宋故地的统治,而且表明了自己正统王朝的地位。全国统一之后,在元朝皇帝的眼中,普天之下都是我的子民,无论哪朝哪代的忠臣烈士,同样被视作楷模。元朝的政策对于文天祥来说,体现得更为充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礼遇和劝降。元至元十六年(1279)崖山之战,南宋最后的反抗力量被元军消灭。元军解押此前被俘的文天祥,从广东北上大都(今北京市)。文天祥到大都后,并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被立即关入监狱,而是被送到会同馆。元朝的会同馆,是属于礼部管辖的官署,负责专门接待边地诸族官员和外国使节的场所。文天祥在会同馆享受的是贵宾待遇,房间华丽,饮食精美,以至于当时会同馆的馆吏认为是把文天祥送错了地方。元朝的丞相孛罗、尚书省尚书阿合马、礼部尚书留梦炎(南宋降臣)以及南宋亡国皇帝赵㬎等都先后来劝降。甚至已降元为官的文天祥弟弟文璧也来做说客。以后,文天祥被转至兵马司拘禁的三年中虽人身失去自由,但他仍有读书写作的自由。因此,文天祥才有时间和条件在拘禁之地撰写大量的诗篇和编辑文稿。

第二,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召见。从史籍的记载中,几乎看不到有关忽必烈亲自召见亡宋臣僚的记载，但对文天祥却是个例外。据刘岳申《文丞相传》载:“至元壬辰十二月八日,召文天祥至殿中。……上使谕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天祥对曰:'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又使谕之曰:'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天祥对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遂命之退。”说明元朝统治者对文天祥是看重的,是尽量争取为其所用。

以上两点,是文天祥生前元朝对他的态度。尽管忽必烈最终处死了拒不归顺的文天祥,但是一直将他作为正面形象展示于世人面前的。

关于元朝政府对文天祥的评价,最为集中的资料当属《宋史·文天祥传》。元代由国家组织修撰的《宋史》,是二十四史中一部官修正史《宋史》对文天祥的评价,集中反映在该书的列传《文天祥传》中。可以说，《宋史·文天祥传》充分反映了元朝官方观点。现归纳如下:

一是《文天祥传》在整个《宋史》列传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宋史》列传共225卷,其编原则是:“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编纂体例分类是:“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文天祥传》收于列传中177卷,隶属群臣类。而且群臣类中,各人亦以类相从。于是,文天祥被归入南宋后期丞相一级类别中。同一卷中除文天祥外,还有吴潜、程元凤、江万里、王爚章鉴、陈宜中等人。在人本传的南宋丞相中,文天祥所占的篇最多,分量最重,评价也最高。而且元朝史官将吴潜、程元凤、江万里、王爚章鉴、陈宜中归并一起,以数人一“论”,作总结概括。却将文天祥独自一人,作一专“论”。这反映出文天祥在元朝史官眼中具有较高的地位。

二是赞誉文天祥的人品与才学。在《文天祥传》的字里行间中,渗透着对文天祥的才识与人品的赞誉。《文天祥传》开篇就大讲文天祥自幼就很有志向,“自为童子,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年二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时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其言万余,不为稿,一挥而成。帝亲拔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类似这种表现文天祥才学和品质的文字很多。如宦官董宋臣专权,“人莫敢议其非者”,但是,文天祥却上书“乞斩宋臣”。元史官对文天祥爱屋及乌,甚至连文天祥的相貌也大肆赞美一番:“体态丰伟,美晳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这在《宋史》里是很少见的。

三是通篇着力表现文天祥高尚的思想境界。《文天祥传》笔墨用得最多的是描写文天祥公而忘私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如传中说:“德祐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蛮,使方兴招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元军渡江后,南宋面临危机,朝廷诏天下勤王,但无人响应。当时任江西提刑的文天祥旋即起兵仅以万余人,赶赴都城临安。有朋友劝他不要以卵击石,“驱群羊而搏狂虎”。文天祥则说:“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力,以身徇之”。元朝史官通过他人的表现来反映文天祥为国赴难的壮举。传中还有许多反映文天祥精神的词句。如“尽以家赀为军费”。“宋降,宜中、世杰皆去。仍除天祥枢密使。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享山”。执政的军政要员都跑了,而文天祥却临危受命、挺身而出。传中还多用不少笔墨描写文天祥率残兵与元军作战,兵败被俘,视死如归的情景,意在突出其高尚的思想境界。

除以上我们归纳几点之外,《文天祥传》末所附之“论”,是元朝官方对文天祥所作的一个带结论性的评价。“论曰: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复兴,兵败身执。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年,如虎兕在柙,百计训之,终不可得。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干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这篇“论”的核心,是盛赞文天祥为仁人志士和伟人，并未因文天祥是汉人和忠于亡宋而诋毁他。

值得说明的是:后人也曾对《宋史·文天祥传》有过某些批评。如《文文山传信录》的编者民国人许浩基说:“《宋史》为元人所作,难免诬谤公(文天祥)。本传有'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一节,失之穿凿,后人每多误会,遂形诸文字,识者病之。考公手著《纪年录》云:'山水之外,别无嗜好。衣服饮食但取粗适,不求鲜美'等语,至为确实可征,其谬不攻自破。是书所录,往往有袭《宋史》之误者,兹不复辨正”。当代学者杨正典也针对《宋史·文天祥传》中有关文天祥生活奢侈的问题进行过辨正,所据资料也主要取自文天祥本人的说法。文天祥在起兵反元前,生活究竟是简是奢,仅凭文天祥自己的说法也很难定论。但是,认为《宋史》有意对文天祥诬谤,则过于偏颇。《宋史·文天祥传》这段话的原文是:“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每语及时事,辄流涕……”这不难看出,此段话的本意是通过对比的手法,来衬托文天祥在国难当头而舍弃个人一切的举动。据此得出元朝史官有意诬谤文天祥,看来很难令人信服。

二、元代民间对文天祥的评价

文天祥在元朝政府和官修史书中是得到肯定的正面人物，而在民间的形象如何呢?笔者最近又普遍查阅了元人文集和清顾嗣立编《元诗选》、民国许浩基辑《文文山传信录》和新出版的60卷2000多万字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发现文天祥是元人笔下所涉及次数最多的人物。文字形式有传记、题记、跋语、赞词、祭文、序言、诗歌、奏表等多种,几乎涵盖当时所有的文体。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推崇文天祥的。现选择一些有代表性作品摘录和评论如下:

一是传记类。关于元人撰写的文天祥传记，传世的以刘岳申所撰《文丞相传》和龚开的《宋文丞相传》,在同类著作中影响最大。刘氏的《文丞相传》收录在文集《申斋集》中,龚开所撰的传记收入《草莽私乘》一书。元修《文天祥传》,大概参考了刘著和龚著。两传较为详尽地叙述了文天祥的一生,内容较《宋史》丰富很多。刘著还记载了文天祥就义后人们对他悼念的情景。“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和应为歌,更置酒酹丞相,相慰藉,更相自贺。至有十义士者,收葬于都城外。”传后称赞文天祥是“卒以光明俊伟暴之天下后世”。刘氏等人为文天祥立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以此宣扬文天祥的事迹。

二是题记、序言、跋语类。这一类的作品多为文人的读书心得。如何梦桂《文山诗序》,这是作者读文天祥诗作而写,文中云:“生而不屈者气也,死而不泯者心也。气之不屈者忠义而已,心不泯者亦忠义而已。忠义之道塞天地,冠日月,亘古今,通生死,而一之者也。”"他发表感慨的目的,是说明文天祥忠义精神与世长存。又如,刘埙《文丞相家传跋》.是他在延祐元年(1314)看到《文丞相纪年》一书后所写的跋文。其中有“丞相至公,血诚贯金石,而耀日月”。此外,刘将孙的《题文山撰外祖义阳逸曳曾公墓志后》、刘岳申的《题文丞相拜罗氏百岁母图》、虞集的《跋文丞相与妹书》和《跋文信公封事》,元民间藏书家何中的《题文信公帖》等,都是抒发情感的同类作品

三是赞词类。这类作品看到文天祥的遗像有感而发。如许有壬的《文文山画像赞》:“我人我民,我疆我理。独有入海,万一振起。天实厌宋,臣力竭矣。慷慨就俘,气言愈厉。谈笑燕市,取义得义。一言一动,足为人师。”刘辰翁的《古心文山赞》中云:“千秋遗像,涕泗滂沱”。"此外,邓剡《赞文天祥像》、苏天爵《文丞相画像赞》、周密的《文山像赞》刘岳申《题文丞相真赞》等,都各自表达了对文天祥的崇敬之心。

四是祭文类。这类题材的作者多是宋遗民,著文以寄托哀思。其中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和《望祭文丞相文》、谢翱《登西台恸哭记》郑思肖《祭大宋忠臣文》等影响较大。这类作品内容多是赞誉文天祥的忠义。以王炎午的名句“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尤为推崇文天祥。

五是诗歌类。元代以诗歌形式歌颂文天祥的也很多，其中以虞集《挽文文山丞相》:“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以及徐世隆的《挽文丞相》:“大元不杀文丞相,大不如前洒泪时。”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义似汉皇封齿日,忠于蜀将斫头时。乾坤日月华夷见,海岭风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编不尽,老夫和泪写新诗。”这两首诗作名声最大,当时感动了不少人。据元人陶宗仪说:“读此二诗,而不泣下者几希”。天台人黄庚五言诗《读文相吟啸稿》也很出名。诗云:“垂垂大厦颠,一木支无力。精卫悲沧海,铜驼化荆棘。英风傲几砧,滨死犹铁。”此外,汪脊。血洒沙场秋,寒日亦为碧。惟留《吟啸》编,千载光奕奕。元量(水云)的一组九首长歌《浮丘道人招魂歌》,在当时也相当著名。其中有“我公就义何从容,名垂竹帛生英雄”,“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等名句,以英雄、楷模盛赞文天祥。

六是上书奏表类。这是直接为文天祥向元朝廷请求褒奖的奏疏。如郑玉《为丞相乞立文天祥庙表》说:文天祥“从容就死,慷慨不回。义胆忠肝,照耀日月。清风高节,荡涤寰区。岂惟作轨范于一时,实可为仪刑于千古。盖自生民以来,一人而己。世祖皇帝天纵神圣,既不屈之于未死之前,又复惜之于已死之后”。他还说:“每与父老说及此事,无不咨嗟涕咦,臣亦为之感发兴起。盖懿德者,人心之所同好;名节者,国家之所必崇。岂有古今之殊,初无遐迩之异。”他建议给文天祥封谥,并在文天祥的家乡“吉安立庙,长吏以时致祭”。郑玉是元徽州著名学者,并未做过官,他的上书代表了一部分儒士的观点。

以上的作品中,大多是元朝文人之作,有的是亡宋的臣民,他们怀念文天祥可以理解。但是,也有一些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甚至是元朝官员,他们对文天祥同样也是很崇敬的。周密的《癸辛杂识·文山书为北人所重》记载:有个江南人到北方来,路过河间府,见道旁有座烧饼店,走进休息,发现小阁之上贴着几首诗。他认出是文天祥的手迹,随口说道:“此字写得也好,以两贯钞换两幅与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传家宝也,虽一锭钞一幅,亦不可博。咱祖上亦是宋民,流落在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一个官人,岂可轻易把与人邪?文丞相前年过此与我写的,真是宝物也。”于是周密发感慨道:“所谓公论在野人也”。说明当时普通老百姓对文天祥也非常崇敬。总之,元代社会上下对文天祥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文天祥是被看作忠义和正气的化身,是英雄、楷模、伟人。

三、关于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历史是人创造的。因此,对历史人物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文天祥这样的历史人物,究竟如何评价?毋庸置疑,古人的看法和今人的看法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在思想领域异常活跃的今天,对文天祥的评价歧异增多了。近年来所出现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重新评价的问题。文天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还是需要否定的人物?以往尽管对文天祥的评价或高或低,但文天祥一直是被作为正面人物予以肯定的。然而,今天却有学者提出来要重新评价文天祥，并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说:“文天祥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其阐述的理由是:十三世纪是中国面临全国统一的历史趋势,元朝统治者发动的灭宋战争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文天祥却逆潮流而动,起兵抗元,与元朝对着干,因此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另外,还有一种愚忠说,认为文天祥死心塌地为已经腐朽透顶的南宋朝廷殉葬,实属愚忠,不值得称赞。

二是关于民族英雄的问题。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天祥能不能算是民族英雄?蒙古族、汉族都属于中华民族,宋元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只有类似击败荷兰人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才能称作民族英雄。最近,新编中学历史教材将文天祥、岳飞排除于民族英雄之列。

如何看待以上论点?下面就此谈点看法,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第一,人物评价切忌片面化、简单化。历史本身是错综复杂的,而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历史人物,同样是丰富多彩的。从事历史研究,首先要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对研究的对象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文革”期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曾出现过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极端化的倾向。采取贴标签的办法,将历史人物统统划分为儒家和法家、革命和反革命、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非此即彼,壁垒分明。江青曾评价刺秦王的荆轲,说他是反革命小丑。“文革”中造反派给岳飞贴着一张大字报，历数岳飞的罪恶，其中有:“岳飞是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岳飞是帮助一个统治阶级打另一个统治阶级的忠实的奴才”等语。这种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方法,完全歪曲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上述说“文天祥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的观点,与江青等人借历史搞政治阴谋不同,但采取片面化、简单化的做法评价历史人物方法是不可取的。

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有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光荣斗争传统。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元朝是以兄弟民族蒙古族统治者为主,联合色目及北方汉人地主阶级而建立的封建王朝。元朝灭南宋,是封建统一战争,在性质上已与蒙古早期伐金战争不同但在实行民族压迫这一点上却又是相同的。因此,抗击蒙古贵族是南宋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要求。文天祥起兵抗元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南宋人民的拥护。由此看来,文天祥是反动派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另外,愚忠说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据史籍所载,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后,南宋亡国皇帝赵㬎奉元廷之命前来劝降,但被文天祥所拒绝。可见文天祥忠于的并不是赵宋一家一姓,而是民族和国家。当然,文天祥同所有先进人物一样,有本身的缺点和时代的局限。文天祥是封建时代的英雄,是地主阶级的优秀人物,是当时汉族人民的杰出的代表。他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与忠于南宋王朝的封建观念是分不开的。他自己所说的“宋故忠臣墓,真吾五字铭”,就是最好的说明。他的缺点和局限是由于阶级和时代条件的限制造成的，我们自然不应当对文天祥提出脱离历史实际的要求。总的来说,文天祥虽然是站在南宋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抗元的，但是在反抗民族压迫这一问题上，与人民群众是一致的。因此赢得了人民的崇敬和热爱,反过来又鼓舞了人民的抗元斗争。如若简单地将文天祥归于愚忠是难以得到认同的。

第二,人物评价切忌混淆历史与现实。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要作全面的历史的分析。这一原则,应当说并未过时。当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出现超越时空概念的现象。脱离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舞台,与现实随意挂钩。曲解“古为今用”的含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方式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例如,说宋元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文天祥不能说是民族英雄”等等。这都是所谓的从今天大民族团结角度出发而提出的新理论。这种论点,首先混淆了古代民族关系和现代民族关系的区别。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各民族人民的神圣权力。而文天祥生活的十三世纪则不同，各民族之间并不是平等的关系。汉族的统治者压迫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强大之后,也征伐中原的汉族。因此,当时民族间的战争不断。元朝建立后,统治者将全国民众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用人行政、法律地位及其他权力、义务各方面都有种种不平等规定。如果按上述理由,我们讲历史就不能讲元朝的“四等人制”,否则就会破坏了今天的民族团结。这不仅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且也低估了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民族人民的觉悟。元朝的蒙古族是“国族”,但今天蒙古族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都是亲如一家兄弟,并未有高低贵贱之分。今天,历史上各族统治阶级制造民族压迫的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笔者是汉族,从事蒙元史研究有年,经常到蒙古族居住区参加学术会议和调研,并结识了很多蒙古族的朋友。在与他们接触中,所受到兄弟般的关爱难以言表。我曾在一篇关于成吉思汗的电视剧评论文章中写道:“草原文化的精髓:即宽广、博大、包容、质朴善良。”蒙古民族的胸怀比草原要宽广得多,他们对历史人物评价是很公允的,并不是持非我族类一概否定的态度。对教科书中出现宣扬文天祥民族精神的课文,并未有大加诛伐的现象存在。相反,我们某些缺乏历史知识和民族史常识的个别官员，从所谓的现实政治出发而随意曲解历史的作法,不仅无益于民族团结,而只能带来混淆是非的结果。我们认为,只有懂得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今天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局面。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切忌混淆古代和现代的界限。脱离时代而评说历史人物,难免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

第三，对历史人物的遗产继承问题。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都产生了众多的杰出人物。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民族精神,爱国精神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文天祥所留下的值得我们继承的遗产,正是他的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他被俘后宁死不屈,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著名诗句,成为激励后人以身殉国的号角。他留下的《正气歌》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为国献身。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在各族人民中间产生强烈的共鸣,并为大多数人所崇敬。

总之,数百年来,人们对文天祥经久不息的怀念,正是基于对他的思想和精神的崇敬。文天祥是一位为中华民族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这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文天祥精神是一面爱国主义旗帜,是民族精神的象征,继承和弘扬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更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职责。因此,在文天祥诞辰 770周年之际,草成此文以为纪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

 

                            摘自《天地正气》

 

编辑：肖  典

初审：程秋萍

复审：肖丽华 甘丽萍

终审：刘祥宪

上一：论“文山精神”

下一：天地有正气 凛烈万古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