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慷慨激昂的生命绝唱

 

 文天祥慷慨激昂的生命绝唱

虞文霞

匡庐俊秀，赣水长流，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闻名中外的杰出英才；井冈雄伟，鄱湖浩瀚，开创了一代又一代彪炳千秋的宏图伟业。丙申猴年（1236）五月初二，吉州庐陵一个山青水秀的小山村里，一代民族英雄、爱国诗人文天祥诞生，迄今是他诞辰780周年的纪念日了。700多年前，在国灭身囚之际，文天祥以生命和热血写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丽诗章。这慷慨激昂的生命绝唱，好似伶仃洋的拍岸惊涛，又如崖海古炮台火红的木棉树，激荡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散发着直冲云天的浩然正气！斯人已去，精神长存。那些挺起中华民族脊梁的人，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一

在内忧外患天崩地坼的南宋末季，有多少诗人心系国家民族，唱响爱国主义的慷慨悲歌。但能以宰相之位、将帅之才、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多重身份出现在这个风云激荡的铁血舞台上的，仅有文天祥一人！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号文山，出生于吉州庐陵县（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庐陵是一个名家胜出之地，自古有“人杰地灵”之称。自秦朝建制以来，这里人才辈出，名士荟萃，文化发达，民风淳朴，素有“江南望郡”、“金庐陵”、“文章节义之邦”之美誉。

文天祥出生的南宋端平三年（1236）正是民族矛盾异常激烈，国势风雨飘摇之时，一方面蒙古铁蹄正以急风暴雨之势，兵分三路向南宋发动全面攻击；另一方面，南宋朝廷又极端腐朽黑暗。生逢南宋国破家亡之际的文天祥，在家庭社会和传统儒学文化熏陶下，在人生道路上，以名相烈士风范，坚贞不渝的气节和如歌如泣的诗文，播扬出中华民族那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在晚宋江山和文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天祥的一生和他的诗文都以德祐元年（1275）为分水岭，划分前后两个时期。在这之前，文天祥在家乡接受父亲文仪的启蒙教育。二十岁时，又入白鹭州书院，就学于名儒欧阳守道之门。他们不仅在知识方面为文天祥释疑解惑，更培养了他以国家民族事业为己任的品格操守。所以文天祥从年少时就决心要像家乡的乡贤欧阳修、胡铨、周必大、杨邦乂、杨万里一样，以忠孝节义奉行天下，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理宗宝祐四年（1256）二十一岁的文天祥在科举考试中，获得第一名，成为状元。从此步入仕途，直至德祐元年。在近二十年时间里，文天祥虽然多次在中央和地方任职，但因屡次上疏抨击时政，怒斥投降派如董宋臣、贾似道等人，因此两次被罢官，归居家乡。

文天祥在这一段时间创作了二百四十余首诗歌和多篇散文，其中不乏名篇佳作。如《题碧落堂》诗，从碧落堂大厦建成，联想到大宋江山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中：“修复尽还今宇宙，感时犹记旧江山。近来又报秋风紧，颇觉忧时鬓欲斑。”这种深重广远的忧患意识，充分表现了作者爱国爱民的深切情感。在《挽潮守吴西林》中，他为抗元志士不幸陨落而悲痛，发出了遗世独立的悲壮孤独感：“五岭生前梦，中原地下心，英雄凋落尽，慷慨一沾襟。”

诗人一生都在为国家统一奔走呐喊，屡经坎坷，仍九死而不悔：“长江几千里，万折必归东……何日洗兵马，车书四海同”（《题黄冈寺吴履斋韵》）正是抱着必胜的坚定信心，诗人虽屏迹山居，但那种报国壮志，时时峥嵘胸臆 ，气冲牛斗：“桑弧未了男子事，何日局促甘囚山！”“丈夫壮志须冲斗”，“夜阑拂剑碧光寒”，“握手相期出云表”（《生日和谢爱山长句》）。

梅花品格高尚，铁骨铮铮。她不畏天寒地冻、冰袭雪侵，不惧风刀霜剑、不屈不挠，昂首怒放，独具风采。文天祥被梅花的独特气质深深吸引，留下了很多关于梅花的优美诗句。“梅花耐寒白如玉，干涉春风红更黄。若为司花示薄罚，到底不能磨灭香。”“香者梅之气，白者梅之质。”“花有岁寒心，清贞坚百炼。” “夫倡天地之仁者，盖自梅始。”（《肖氏梅亭记》）在他看来梅是天地之仁的首倡者，是仁的化身。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说：“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隐喻人们要像开在天寒地冻之时的梅花，当国难当头时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九死无悔；死了也像梅花一样保持芬芳和高洁的品质。诗人赏花，不仅赏花的外表，更欣赏花中蕴含的人格寓意和精神力量。

文天祥早期诗歌创作中，爱国忧时情怀时有抒发，但未占据主要地位。他自从中了状元后，往往多被功名所累，上门乞求诗文者日日增多。他不得不周旋于人情世故的应酬场面中；“某寻常于术者少所许可，而江湖之人登门者日不绝，彼诚求饱暖于吾徒之一言。吾徒诚悯其衣食之皇皇，则来者必誉，是故不暇问其术之真何似也”（《回秘书巽斋欧阳先生》）因此那些勉为其难的奉和应酬之作，占有很大一部分。即使那些忧时发愤之作，也多停留在一般文人水平，尚未见那椎心泣血、撼天动地的惊人之作，当然更未能显示出文天祥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铁肝石胆的英雄本色了。但是到了德祐元年，文天祥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时，这一切缺憾都得到了彻底改观。

二

德祐元年（1275），元军水陆并进大举南侵，长江沿线告急，蒙古铁骑直逼南宋国都临安，国势危如累卵。南宋朝廷发出诏书，号召各地官绅勤王。身在江西的文天祥立即变卖家产充当军费，募兵一万余人，进军临安府，被朝廷任为浙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使等职。后又被任命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直接参与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抗元斗争。在这期间，他曾被元军强行拘留，解送北方，至镇江时，方得逃脱。然后他转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成为抗元斗争的一面大旗。祥兴元年十二月（1279），文天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拘囚燕京三年。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慷慨就义，年仅四十七岁。

德祐以后，无论是戎马倥偬之际，或是身陷囹圄之时，文天祥都未曾放下如椽之笔。他有《文山随笔》数十大册，常以自随，时刻记下自己的感受。甚至就义前，他还作《自赞》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并将绝笔系于衣带中，从容走向刑场。此时他创作诗文的目的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

文天祥用满腔奔放的激情，异常坚挺的生命意志，醮着血与泪，浴着风和雨，将那亡国之惨痛、报国之壮志、浩然之气节，全部汇聚于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中，由此激起了黄钟大吕般的永不停歇的历史回音，所以被人们称之为“诗史”。

“诗史”展开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基本上是以文天祥参加和领导的惊心动魄的抗元斗争的悲壮历程为线索，他将这些诗歌结集取名为《指南录》和《指南后录》，以表达诗人“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

《指南录》四卷，汇集了文天祥起兵勤王至五坡岭被俘这一时期的诗歌，记录了诗人在国势危如累卵的情势下，如何喋血苦战，深入虎穴，脱走敌营等种种险象环生的战斗历程。这些诗歌既有反映诗人万死赴难、百折不回、以天下为已任、与国家共存亡的决心：“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赴阙》）；“不是谋归全赵璧，东南那个是男儿”（《真州杂赋》）！也有抒发壮志难酬、无力回天之浩叹：“誓为天出力，疑有鬼迷魄”（《所怀》）；“英雄未死心为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无锡》）。还有对侵略者掳掠残杀的暴行的控诉：“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常州》）；“连年淮水上，死者乱如麻”（《吊战场》）。也有对奴颜媚骨的卖国求荣者的痛斥：“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兴亡付不知”（《真州杂赋》）；“不拼一死报封疆，忍使湖山牧虎狼”（《纪事》）。总之，《指南录》的诗歌处处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芒，基调高昂奋发，催人奋进。

《指南后录》三卷则是文天祥被俘后在狱中整理而成的。它详细记载了文天祥被俘北上和在狱中的经历。虽然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仍是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调，但国破家亡，身陷囹圄的现状，导致了诗人痛心疾首的悲苦和壮怀激烈的愤恨，全书笼罩在浓郁悲壮的氛围中。那故国之思，亲人之恋，身家之恨，沧桑之感，百感千情都化成了一首首杜鹃啼血的诗篇，那异常坚挺的人格意志，那凛然不屈的正气豪情，那泣血尽忠的道德情操，更筑起了他精神疆域里永远不倒的万里长城。

于是我们听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千古绝唱和“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言志》）的浩叹，“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的悲鸣。于是我们看到“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飘血洋水浑”（《二月六日，海上大战》）的抗元战争悲壮场面。也看到了“烟横古道人行少，月坠荒村鬼哭哀”（《越王台》）的侵略者的暴行。这里有对亲人故友的无限怀念，如《过淮宿阚石有感》《行朝》《寄惠州弟》等。也有对忠肝义胆历史人物的歌颂，如《怀孔明》《祖逖》《刘琨》等。更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如《采石》《建康》等。总之，《指南后录》是一位戴着枷锁的英雄北上苦旅杂记和狱中纪实。尽管诗人失去自由，但在诗歌自由王国里却纵横驰骋，所观所感，随录于纸，既有文人墨客的哀怨悲苦，更有志士忠臣的堂堂正气！

文天祥还有《吟啸集》《集杜诗》等，也是写于被俘之后，它们和《指南录》《指南后录》一样都是用丹心赤血写出来的作品，高扬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

三

文天祥早期的诗歌受江湖派影响较深，德祐以后的诗歌则继承和发扬了杜甫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他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集杜诗自序》）文中所说的情性相同，主要是指两人所遭受的人生坎坷，所经历的时代苦难极为相似，并由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更是息息相通的。文天祥在狱中集杜甫诗歌共成二百首五言诗来演述南宋未年的历史，可见其对杜诗稔熟程度。因此，文天祥的诗歌尽得杜甫沉郁悲壮的艺术风格。另如《金陵驿》：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漂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这是他的传世名篇之一，与杜甫《春望》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旧家燕子傍谁飞”就是杜甫“故巢倘未毁，会傍主人飞”（《归燕》）诗衍化而来，而“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有同样寓意，均描写国破家亡，丧乱失离之痛，渗透着满腔的爱国热诚。通观全诗从首联触景生情，到尾联抒怀明志，都无不以一种悲壮沉郁的意绪一以贯之，且语言平易，对仗自然，又能将内心情绪表现得最为深刻，洵学杜甫而得其神者。

杜甫和文天祥的诗同以“史诗”著称于世，但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杜为唐朝的一位小官吏，杜甫接触人民和接触底层的机会最多，所以他的诗歌反映社会生活广度和深度远胜于文天祥，因此有《三吏》《三别》等直接反映人民生活苦难的杰作。文天祥作为南宋末年的社稷之臣和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他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主角，更是南宋末期血雨腥风历史的主要见证人。他力挽狂澜却无力回天的一腔孤愤，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腔忠诚，他屡败屡战奋勇直前的一腔挚情，全部凝聚在诗歌中，由此而高奏起浪拍云天的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高唱着振聋发聩的英雄主义的正气歌。这是前人无法相比的。因此文天祥的诗歌在沉郁悲愤风格中，又多几份慷慨激昂和磅礴气势。这是对杜甫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继承，更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而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正气歌》就是这样风格的代表作：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好一曲充满浩然磅礴之气的慷慨激昂的正气歌。虽然我们仅录一段，但诗中所叙的正气是那运转万物的伟力，真是撼天动地，拔山贯月，鞭霆掣电。人有了正气，就会如诗中所列举的十二位仁人志士一样，柱天维地，支撑着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脊梁。读此诗，真给人一种抑扬顿挫、回肠荡气之感，而该诗所显示的滂沛之词气，非凡之气度，遒劲之笔力，高昂之格调，亦只有禀天地之正气的民族英雄，才能道其一二。

文天祥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表笺、奏议、序记、书信、题跋、赞铭等无体不备，而最具文学价值并如同他的诗歌一样，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则是他的政论散文和序文。

在政论文中，文天祥的状元试卷《御试策》、《己未上皇帝书》和《癸亥上皇帝书》尤值一读。三篇都是向皇帝直陈政见的鸿篇巨著。《御试策》以“法天不息”的思想统驭全文，揭露了当时宋朝政府种种弊端和黑暗，在政治上提出了改革不息的思想，可以说是文天祥入仕前向皇帝提出的改革政纲。《己未上皇帝书》和《癸亥上皇帝书》二篇奏疏内容相似，都是针对当时南宋国弱民贫、奸臣弄权的现状而提出的改革方案。三篇文章其实可以当作一篇文章来读。我们可以看出，文天祥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不畏权贵、嫉恶如仇、直言陈谏、为民请命的大无畏精神。这也正是他以后能慷慨就义的思想基础。三篇政论文都共具一个艺术特色：指斥时政时，措辞激烈，一针见血，气势澎湃，大义凛然；阐述政见时，又语婉理直，柔中有刚，循循善诱，情理相融，颇具秦汉政论文的特色。

文天祥序文大都写得声情并茂，如《指南录自序》《指南录后序》《集杜诗自序》等，其中尤以《指南录后序》最为著名，无论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它都是与《指南录》诗歌相得益彰的一篇优秀散文。全文记述了作者抗元、被俘、逃脱等九死一生、惊心动魄的经历。虽仅八百余字，但包孕的内容却极为丰富。它溶记事、抒情、议论为一体，表达出一个爱国赤子勇赴国难，百折不回的高洁襟怀和凛然正气，真是字字血泪，声声纯情。作者在锻字铸句方面也颇具特色，如描写自己从敌营被扣，而逃至永嘉的危险经历，连用十八个“死”字句，进行分类排比：“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氐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每一个“死”字句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生死场面。真是字冷如铁，寒气逼人，将文天祥虎口脱险，九死一生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造成一种汹涌澎湃的文势，而作者那种视死如归，屡败屡战的战斗精神则凛然可见。

四

纵观南宋后期文坛，文体破碎，诗格卑弱，许多作家的作品对现实采取消极态度，甚至为没落王朝粉饰太平。萎靡之风“时人渐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诗，所作顿去当时之凡陋”（《四库提要》卷一六四）。文天祥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所作诗文，巍然崛起于南宋末年的文坛上，尽洗卑弱破碎之陋，振起一代文风，成为整个南宋诗坛的压轴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文天祥既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伟大诗人，同时又是南宋末年一位政治家、朝廷重臣，生逢南宋灭亡之际，其遭遇的艰难险阻和面临的生死考验可想而知，他的最大贡献不仅在南宋文学史上，更在其大义凛然的人格精神方面。文山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古老的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沧海桑田而一直稳固地凝聚在一起，并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它培养哺育了无数为祖国安危民族兴亡而浴血奋斗的志士仁人。

疾风知劲草，乱世知忠臣。历史经验证明，越是面临国土沦丧民族分裂的危急关头，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越能激励不可胜数的仁人志士。南宋末期，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以挽救国家颓势恢复大宋江山为己任的爱国精神，开始成为以文天祥为代表的部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主旋律。他们没有放弃历史赋予的责任，积极投身到抗敌御侮的斗争中。当时的统治者软弱无能，屈辱求和，正是这些爱国志士的悲壮努力，把儒家“明道救世”精神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正是他们不屈不挠的救亡行动，表现了一个民族坚强的意志和高贵的品质。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永恒的主题。文天祥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英雄事迹，为后人留下了一笔论说不尽的历史文化遗产，激励着一代代炎黄子孙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时至今日，文天祥旧式爱国主义理想，已经被注入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崭新时代内容，他在“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等诗句中流露出的伟大人格和广博胸襟，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成为海内外华人心灵的共振点！

时光的漫漫长河已流过了七个多世纪，斯人已去，英容宛在，一个不朽的生命，从南宋跨元明清民国、新中国昂昂走来，并将踏着无穷的岁月凛凛而去。公元1236年，当他出生时，“直把杭州当汴州”的临安朝廷，已经危在旦夕，人们指望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毕竟“独柱擎天力弗支”，终其一生也没能延续赵宋王朝的社稷。公元1283年，在他47岁那年化作啼鹃去了。当他死时，不，当他走向永生，九州百姓的精神疆域，陡地竖起了一根永远的爱国主义的擎天玉柱！

 

来源：《不愧庐陵》

    （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编辑：刘丽芳

初审：程秋萍

复审：肖丽华 甘丽萍

终审：刘祥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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