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巨子周扶九

周承忠

在吉安，人们一提起“周百万”，就会想起周扶九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来。

周扶九（1831-1920）原名泽鹏，字鹍，取“鹍鹏展翅扶摇直上九天”之意，自号扶九，吉安县敦厚镇店下村人。

扶九生活的时代，是整个一部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国迅速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全过程：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资产阶级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爱国运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使华夏大地长时间地震撼，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扶九的“偶然”发迹，以及他的实业的飞速崛起和飞速衰败，无一不是在这个震荡着的历史大舞台上的生动表演。

扶九的发迹是颇具戏剧性的。他出身贫寒，父亲周协五以及祖辈都是农民。凭着读了几年私塾而粗通文墨的他，十六岁时向亲友借了三百文铜元做盘缠，只身去到湖南湘潭，在族叔周福田、周星恒开的“周永孚笔墨店”做学徒。周永孚店处在内地，当时与帝国主义强迫开放的通商口岸相比，受到列强的干挠尚小，因而得以较快地发展。生意逐步扩大，分店遍及湘、鄂、皖、赣、川、滇、桂、广各省。由于扶九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处事谨慎，很受老板器重。当他学徒期满，便被派驻广州“坐庄”。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事兴，洪杨义军自广西出发直逼广东、湖南。周永孚店的业务直接受到影响，形势急转直下，老板写信让他赶快收帐回总店。扶九按照老板旨意，除现金外，凡是值钱的票证也一概作价收回，因此收到了盐票25张。洪杨革命前，每张票抵银500两，而现在只抵20两，这已经是低价了，不料待他回到总店交帐时，盐票一跌再跌，一落千丈，几无价值可言。老板不问情由，将他恨恨责骂一番，并将这些无用的盐票权当工钱开给他，让他卷铺盖走人。几年以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清廷派曾国藩总督两江，恢复使用盐票。盐业税利很丰，一直是封建朝廷统管的行业，法定必须凭票运销食盐，官督商营，每年春秋二纲。周老板闻讯盐票悄悄升值，便叫扶九快把盐票拿回来。他不敢怠慢，连忙回到家中找到盐票，收拾行包就返回店里。见老板时，却发现明明捡好了的盐票不翼而飞！他无论如何申辩也无济于事，老板认为他耍奸使滑、居心叵测，责难一阵后，将他开除。俗话说“生意场上无父子”，本家老板对他也不讲情面。扶九再次失业，靠摆摊维持生计，这一场风波让他深刻体验到了世态炎凉。过了几年，他妻子谭氏无意间在床底下拾起一卷字纸，她不识字，不知是什么东西，随手丢在针线篓里。扶九回家时看见这卷纸，发现竟是当年失去的盐票！一清点，25张不少。他喜出望外，马上写信给老板，讲明事情经过，表明愿意将这些盐票如数奉还。老板觉得既然已经将他开除了，又过了这些年，再要收回盐票有悖情理。于是，这批盐票就全归扶九所有了。谁知盐票价值越升越高，用这批盐票出租给别人贩运盐，租价由每票几百元，竟涨到了一万五千元，自此，他获利不小，陡然暴发起来。

周扶九是很有经济头脑的，毕竟在笔墨店里几年，耳濡目染学到不少东西。一下子坐收了这么多银元之后，他便想自己创办实业。先自然是开设盐号，他在河海运输便利的扬州创办了“裕通和”盐号，购置盐田，再购进盐票，自运自营。一张盐票可运盐四千担，除去本钱和各种损耗，净利达一万余元，后来，他将业务拓展，在湘、鄂、皖、赣等地设立分店，盐从扬州起运，运到各个分店营销，增值更多。盐业官督商办，官靠商力，商靠官势，官商勾结，互相利用，自然利润倍增。

扶九在盐业的成功，使他更雄心勃发。他的目光又看到了另一个发财的渠道，那就是钱业。盐钱两业，涉及面广，操纵市场能力最强，这是令商家垂涎的。当时清政府财政紧张，洋务派鼓动兴办实业，官办民办企业一时兴起，对资金的需求很多，而那时银行业尚未兴起，商品交换和资金流通中，私家钱庄票号便起着重要作用。钱庄通过收储、放贷、汇划、货币买卖和同业拆借，以钱为商品赚钱，虽有风险，但能获取高额利润。按照同业公会议定的月利率，存户减三码，贷户加三码，一进一出，净赚六码（如月利为九厘，存款利率则为六厘，贷款利率则为一分二厘），所以钱庄是不放不发，不放不塌。当时除本币外，各地方有各地方的货币，而各种杂币都有价格进行兑换和交易，钱庄在交易中均有抽利。而最能图利的是发行纸币，纸币比银元、铜元携带方便，人们乐于使用，钱庄大量推销纸币，进行空头交易，从中牟取暴利。扶九先后在湘潭开设“裕通源”、常德开设“德裕孚”钱庄正是这样逐步发展起来的。

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使外国资本大量入侵，对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萌生了商品市场，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失业，从而又萌生了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又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性。当官僚买办忙着办洋务运动的同时，一些工商业者也在夹缝中冲破困难，发展自己的实业。钱业为百业之首，工商企业的兴盛，为钱业的更加繁荣奠定了基础。扶九看到了这只无形的手，不能不是他的高明之处。他不失时机地将业务拓展开来，不到二十年功夫，他的钱庄就在汉口、长沙、九江、南昌、吉安、赣州等地设立了分号，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金融网。扶九的家业兴盛，肇始于盐业，而其实是依赖于钱业，对这一点，许多人是不知晓的。他进一步将扬州的“裕通和”号，迁到了经济繁华的上海口岸，更名为“裕记总号”，以钱盐为主，兼营多业，涉及到棉纱、靛青（染料）、肥皂、航运、粮食等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他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赚钱机会的，将各商号积累起来的雄厚资金，又投资到南浔铁路，汉口水电公司，上海、汉口等十多个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以及南通张謇办的大生纱厂。他与张謇在江淮沿海置田垦殖，大量种棉，为纱厂保障原料。参股民族工业实业，和外国资本竞争，实事求是地说，扶九为民族工商业的艰难发展是作过贡献的，其功德不容否认。

在近七十年的商战中，周扶九由一个普通商人锤炼成实力雄厚、名扬四省的商界巨子，这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经商实践中积累的管理经验值得人们认真研究。第一是善于用人，尤其是在选择店号经理等高级职员时，特别看重其人是否办事稳重、诚实守信，是否有处理复杂事情的灵活性和应变力，仪表、言谈举止都在考察之列。他所用之人必须知道其人根底，方可放心信任，所以无论总号、分店的经理，几乎是清一色的“吉安帮”（但不是本村本家人）。第二是善于审时度势，以便把握时机。商场如战场，何进何退，他不敢轻率举步，但一当看准，他便毫不迟疑地果敢进军，比如他在上海买地产，做黄金投机买卖。第三是善于内部管理，规章严明，环环相扣，有较健全的监督机制和奖罚办法，这些都是他成功的秘密。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周扶九，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双重压榨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为了利用官府势力谋利，他为自己买了一个湖北候补道同知花翎，又为两个儿子捐得河南候补道和九品小京官。

周扶九到底有多少资本？据传有三千多万元，其实连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的。但就他个人生活而言，与多数富翁不同的是，他素来自奉俭朴，常食粗茶淡饭，常安步当车，一生与绫罗绸缎、狐皮轻裘无缘，因而被人讥为吝啬刻薄。然而他对故乡人却很慷慨，只要是吉安人找上门来，能做事的就给安置做事，不能做什么事的也留你食宿，少则数日，多则数月，他是不会催你走的。对于公益事业，他也不吝解囊，如捐资重建南昌万寿宫，捐资重修吉安永和周必大祠，资助刻印《文山先生全集》和编篡《庐陵县志》，他还创办了吉安凌云工艺厂，专门收养孤儿，并让他们学手艺以自食其力，遇到灾荒年成，他散放米粮、棉衣、药品，救贫济苦。他自己是从清贫出身的，对穷人体恤同情毋庸置疑。

周扶九晚年时，正是辛亥革命政局动荡的时期，帝国主义对民族工商业的挤压更加严重。银行业的兴起，尤其是外国银行的打入，使私人钱庄逐步萎缩，对他的企业冲击很大。盐业也由政府严加经管。加之扶九年事已高，无力亲躬视事，子孙只知花天酒地，不务正业，令他痛心不已。他过去所信任的高级职员，也都暗地打着自己的算盘，贪污舞弊，中饱私囊，他是鞭长莫及。一代商界风云人物，在他九十高龄离开人世时，他的事业也就每况愈下，随着他走向没落。

扶九在世俭朴，而死后为他治丧却是十分奢侈。出殡之日，他住所的盐师路一条几里路的长街全部停业，由周家赔偿损失；特地从北京租来据说是当年抬过光绪和慈禧的龙杠来抬灵柩；特地从北京请来专门的哭丧队和念经的喇嘛；对前来送葬的人，不问识与不识，全都送礼答谢。如此铺张摆阔，据说耗资达30多万元，对这个已经走向衰败的周府，无异于雪上加霜，又狠狠地“打劫”了一场。当然，后人之过是不应当算到死者身上的。

富甲一方的周扶九，在那个特殊年代所出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其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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