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2/9/27 20:48:49 访问统计:325068
在吉安,人们一提起“周百万”,就会想起周扶九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来。
周扶九(1831-1920)原名泽鹏,字鹍,取“鹍鹏展翅扶摇直上九天”之意,自号扶九,吉安县敦厚镇店下村人。
扶九生活的时代,是整个一部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国迅速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全过程: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资产阶级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爱国运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使华夏大地长时间地震撼,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扶九的“偶然”发迹,以及他的实业的飞速崛起和飞速衰败,无一不是在这个震荡着的历史大舞台上的生动表演。
扶九的发迹是颇具戏剧性的。他出身贫寒,父亲周协五以及祖辈都是农民。凭着读了几年私塾而粗通文墨的他,十六岁时向亲友借了三百文铜元做盘缠,只身去到湖南湘潭,在族叔周福田、周星恒开的“周永孚笔墨店”做学徒。周永孚店处在内地,当时与帝国主义强迫开放的通商口岸相比,受到列强的干挠尚小,因而得以较快地发展。生意逐步扩大,分店遍及湘、鄂、皖、赣、川、滇、桂、广各省。由于扶九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处事谨慎,很受老板器重。当他学徒期满,便被派驻广州“坐庄”。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事兴,洪杨义军自广西出发直逼广东、湖南。周永孚店的业务直接受到影响,形势急转直下,老板写信让他赶快收帐回总店。扶九按照老板旨意,除现金外,凡是值钱的票证也一概作价收回,因此收到了盐票25张。洪杨革命前,每张票抵银500两,而现在只抵20两,这已经是低价了,不料待他回到总店交帐时,盐票一跌再跌,一落千丈,几无价值可言。老板不问情由,将他恨恨责骂一番,并将这些无用的盐票权当工钱开给他,让他卷铺盖走人。几年以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清廷派曾国藩总督两江,恢复使用盐票。盐业税利很丰,一直是封建朝廷统管的行业,法定必须凭票运销食盐,官督商营,每年春秋二纲。周老板闻讯盐票悄悄升值,便叫扶九快把盐票拿回来。他不敢怠慢,连忙回到家中找到盐票,收拾行包就返回店里。见老板时,却发现明明捡好了的盐票不翼而飞!他无论如何申辩也无济于事,老板认为他耍奸使滑、居心叵测,责难一阵后,将他开除。俗话说“生意场上无父子”,本家老板对他也不讲情面。扶九再次失业,靠摆摊维持生计,这一场风波让他深刻体验到了世态炎凉。过了几年,他妻子谭氏无意间在床底下拾起一卷字纸,她不识字,不知是什么东西,随手丢在针线篓里。扶九回家时看见这卷纸,发现竟是当年失去的盐票!一清点,25张不少。他喜出望外,马上写信给老板,讲明事情经过,表明愿意将这些盐票如数奉还。老板觉得既然已经将他开除了,又过了这些年,再要收回盐票有悖情理。于是,这批盐票就全归扶九所有了。谁知盐票价值越升越高,用这批盐票出租给别人贩运盐,租价由每票几百元,竟涨到了一万五千元,自此,他获利不小,陡然暴发起来。
周扶九是很有经济头脑的,毕竟在笔墨店里几年,耳濡目染学到不少东西。一下子坐收了这么多银元之后,他便想自己创办实业。先自然是开设盐号,他在河海运输便利的扬州创办了“裕通和”盐号,购置盐田,再购进盐票,自运自营。一张盐票可运盐四千担,除去本钱和各种损耗,净利达一万余元,后来,他将业务拓展,在湘、鄂、皖、赣等地设立分店,盐从扬州起运,运到各个分店营销,增值更多。盐业官督商办,官靠商力,商靠官势,官商勾结,互相利用,自然利润倍增。
扶九在盐业的成功,使他更雄心勃发。他的目光又看到了另一个发财的渠道,那就是钱业。盐钱两业,涉及面广,操纵市场能力最强,这是令商家垂涎的。当时清政府财政紧张,洋务派鼓动兴办实业,官办民办企业一时兴起,对资金的需求很多,而那时银行业尚未兴起,商品交换和资金流通中,私家钱庄票号便起着重要作用。钱庄通过收储、放贷、汇划、货币买卖和同业拆借,以钱为商品赚钱,虽有风险,但能获取高额利润。按照同业公会议定的月利率,存户减三码,贷户加三码,一进一出,净赚六码(如月利为九厘,存款利率则为六厘,贷款利率则为一分二厘),所以钱庄是不放不发,不放不塌。当时除本币外,各地方有各地方的货币,而各种杂币都有价格进行兑换和交易,钱庄在交易中均有抽利。而最能图利的是发行纸币,纸币比银元、铜元携带方便,人们乐于使用,钱庄大量推销纸币,进行空头交易,从中牟取暴利。扶九先后在湘潭开设“裕通源”、常德开设“德裕孚”钱庄正是这样逐步发展起来的。
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使外国资本大量入侵,对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萌生了商品市场,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失业,从而又萌生了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又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性。当官僚买办忙着办洋务运动的同时,一些工商业者也在夹缝中冲破困难,发展自己的实业。钱业为百业之首,工商企业的兴盛,为钱业的更加繁荣奠定了基础。扶九看到了这只无形的手,不能不是他的高明之处。他不失时机地将业务拓展开来,不到二十年功夫,他的钱庄就在汉口、长沙、九江、南昌、吉安、赣州等地设立了分号,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金融网。扶九的家业兴盛,肇始于盐业,而其实是依赖于钱业,对这一点,许多人是不知晓的。他进一步将扬州的“裕通和”号,迁到了经济繁华的上海口岸,更名为“裕记总号”,以钱盐为主,兼营多业,涉及到棉纱、靛青(染料)、肥皂、航运、粮食等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他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赚钱机会的,将各商号积累起来的雄厚资金,又投资到南浔铁路,汉口水电公司,上海、汉口等十多个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以及南通张謇办的大生纱厂。他与张謇在江淮沿海置田垦殖,大量种棉,为纱厂保障原料。参股民族工业实业,和外国资本竞争,实事求是地说,扶九为民族工商业的艰难发展是作过贡献的,其功德不容否认。
在近七十年的商战中,周扶九由一个普通商人锤炼成实力雄厚、名扬四省的商界巨子,这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经商实践中积累的管理经验值得人们认真研究。第一是善于用人,尤其是在选择店号经理等高级职员时,特别看重其人是否办事稳重、诚实守信,是否有处理复杂事情的灵活性和应变力,仪表、言谈举止都在考察之列。他所用之人必须知道其人根底,方可放心信任,所以无论总号、分店的经理,几乎是清一色的“吉安帮”(但不是本村本家人)。第二是善于审时度势,以便把握时机。商场如战场,何进何退,他不敢轻率举步,但一当看准,他便毫不迟疑地果敢进军,比如他在上海买地产,做黄金投机买卖。第三是善于内部管理,规章严明,环环相扣,有较健全的监督机制和奖罚办法,这些都是他成功的秘密。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周扶九,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双重压榨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为了利用官府势力谋利,他为自己买了一个湖北候补道同知花翎,又为两个儿子捐得河南候补道和九品小京官。
周扶九到底有多少资本?据传有三千多万元,其实连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的。但就他个人生活而言,与多数富翁不同的是,他素来自奉俭朴,常食粗茶淡饭,常安步当车,一生与绫罗绸缎、狐皮轻裘无缘,因而被人讥为吝啬刻薄。然而他对故乡人却很慷慨,只要是吉安人找上门来,能做事的就给安置做事,不能做什么事的也留你食宿,少则数日,多则数月,他是不会催你走的。对于公益事业,他也不吝解囊,如捐资重建南昌万寿宫,捐资重修吉安永和周必大祠,资助刻印《文山先生全集》和编篡《庐陵县志》,他还创办了吉安凌云工艺厂,专门收养孤儿,并让他们学手艺以自食其力,遇到灾荒年成,他散放米粮、棉衣、药品,救贫济苦。他自己是从清贫出身的,对穷人体恤同情毋庸置疑。
周扶九晚年时,正是辛亥革命政局动荡的时期,帝国主义对民族工商业的挤压更加严重。银行业的兴起,尤其是外国银行的打入,使私人钱庄逐步萎缩,对他的企业冲击很大。盐业也由政府严加经管。加之扶九年事已高,无力亲躬视事,子孙只知花天酒地,不务正业,令他痛心不已。他过去所信任的高级职员,也都暗地打着自己的算盘,贪污舞弊,中饱私囊,他是鞭长莫及。一代商界风云人物,在他九十高龄离开人世时,他的事业也就每况愈下,随着他走向没落。
扶九在世俭朴,而死后为他治丧却是十分奢侈。出殡之日,他住所的盐师路一条几里路的长街全部停业,由周家赔偿损失;特地从北京租来据说是当年抬过光绪和慈禧的龙杠来抬灵柩;特地从北京请来专门的哭丧队和念经的喇嘛;对前来送葬的人,不问识与不识,全都送礼答谢。如此铺张摆阔,据说耗资达30多万元,对这个已经走向衰败的周府,无异于雪上加霜,又狠狠地“打劫”了一场。当然,后人之过是不应当算到死者身上的。
富甲一方的周扶九,在那个特殊年代所出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其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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